欧足联职业级足球教练考试论文:占据空间与位置灵活性

  从「位置化打法」发展到「动态关联打法」,现代足球的战术体系也在不断地革新,而足球在战术理念上经历了深刻的演变,这是一篇很值得深入学习的优质论文!论文一共270多页,我们将会以系列文章的形式持续翻译整理并发布到公众号。

  论文中提到的“associative-relational play”,是之前从来就没见过的一个足球词汇,相较于“positional play”(位置化打法),这一种打法是更具流动性和创造性的一种战术体系,强调球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配合。

  它特别强调球员之间的关联性(relational)和协作性(associative),是通过灵活的移动和位置轮转来实现的。

  Associative来源于“association”,意指“关联、联想、协作”。在足球语境中,常用于描述球员之间的协同合作或互动,比如快速的短传配合、三角形站位等。

  Relational来源于“relation”,意指“关系”或“关联”。在足球术语中,指球员之间动态关系,包括站位关系、空间关系和角色分配等。

  相较于“Positional Play”中强调“占据位置”,这里更强调“动态关系”。

  将三个部分结合起来,“associative-relational play” 能够理解为一种以球员间协作和动态关系为核心的比赛风格。它不仅强调球员间的紧密互动,还注重动态的空间和角色调整。所以下文统一译为:动态关联打法。(各位如果有更好的译法,欢迎留言)

  在现代足球的背景下,无论是哪个层级的球队,慢慢的变多的球队开始从后场组织进攻,并且拥有更高的控球率。这种趋势无疑推动了新战术解决方案的出现,例如明确的空间占据和球员在场上脱离初始位置或传统“角色”的移动。

  此外,慢慢的变多的球队在场上安排更多球员流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近年来防守方逐渐流行的人盯人防守策略。这些球队更多地以盯人原则进行防守,而不是通过覆盖空间来防守。这种变化使得球队在战术上更注重球员的灵活走位。

  同时,足球规则的变革也对比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1992年禁止守门员用手接队友回传球的规定,以及2019年关于球门球规则的修订(允许控球队员在禁区内接球)极大地改变了比赛模式,推动了足球向更具组织性的方向发展。

  本论文首先对空间占据和位置灵活性的核心概念进行了介绍。第一章着眼于团队运动中都会存在的重要概念“空间”,并结合足球这一具体运动展开详细探讨。接着,第二章定义了「位置化打法」的内涵,并引用了历史实例,如里努斯·米歇尔斯执教的1974年荷兰队的“全能足球”,以及瓜迪奥拉执教的巴塞罗那和曼城等现代球队。在这一章中,还讨论了现代球员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解读”方面所需具备的某些特质,例如观察能力。

  第三章则重点探讨了球员之间的协作关系这一概念,这是空间占据战术发展的新前沿。

  第四章定义了位置灵活性和动态关联打法的概念,并描述了当今现代足球中的一些典型球队,例如费尔南多·迪尼兹执教的巴西弗鲁米嫩塞队、亨里克·里德斯特罗姆执教的瑞典马尔默队,以及莱昂内尔·斯卡洛尼执教的阿根廷国家队。

  第五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列举了一些在进攻阶段中进行空间占据和位置交换的战术实例,分析了多种战术场景,例如门将的组织者角色、伪边后卫、伪中卫和伪九号等。

  最后,在结论之前,本论文提出了一些训练方法学建议,重点讨论了如何有效训练空间占据,以及如何培养球员在场上进行位置交换的能力。在这一章中,还特别引入了一些源自五人制足球的训练方法,并将其调整为适用于11人制足球的练习。

  完成 UEFA Pro Master 的论文并成为一名职业教练,是童年梦想的实现。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多年学习和成长过程的终点。在这一过程中,我有机会与教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学习和探讨各种不同的足球理念与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和视野。

  训练的魅力在于能够倾听他人的想法和理论,然后决定哪些可以吸纳并融入自己的体系。每一节课都变成了一次经验积累和文化扩展的机会,不断选择和整合对自己最合适足球理念的概念。

  然而,完成学习课程并不代表停止追求进步。相反,这应成为进一步成长的起点,不断努力、专注并持续学习。

  在足球这项动态且持续不断的发展的运动中,与时俱进和持续学习是必要的。今天的战术或理念可能在明天就已经过时,而有时,过去的理念也可能作为创新重新回归。

  “足球永远都不可能停滞不前。它持续不断的发展,今天奏效的战术,明天可能就行不通了。”

  这篇题为《占据空间与位置灵活性》的论文,旨在探讨足球战术中的一些过去可能有益于当今的主题,同时也分析那些如今被视为创新的元素,这些元素也许明天就会过时,甚至被认为是陈旧的。战术的演变并非直线发展,而是更像一个循环:过去的解决方案不断被重新使用,但经过现代化的调整和改进。

  选择这个论文主题是近年来担任比赛分析师/战术助理工作的结果。在这一角色中,我需要细致地分析大量比赛和球队在各个比赛阶段的表现,努力提炼出其中的关键战术与方法。

  从视频中提取综合信息,以制定比赛的战略和战术计划,这正是这种分析过程中逐步聚焦于对方球队在比赛各阶段的空间占据情况的原因。

  足球中常常提到“毛毯总是太短”(译者注: 这个短语描绘了一种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如果你用一条短毯子盖住脚,就会露出头;如果用它盖住头,脚就会露出来。这种形象化的比喻表达了资源不足或顾此失彼的窘境。在论文中,它被用作隐喻,说明足球战术中无法面面俱到的现实情况。 ) ,因为防守所有空间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是需要在某些方面向对手妥协。

  在控球阶段,也不可能同时攻击所有空间并保持防守平衡。因此,在分析对手球队时,我经常关注他们在防守阶段让出的空间以及在控球时主要占据的空间。基于这类分析,我们制定了如何利用他们弱点并反制其优势的策略。

  空间的概念自足球的起源以来就一直存在。传统足球起源于过去的各种运动。例如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练兵活动中曾进行一种叫“蹴鞠”的运动(意为“用脚踢球”),士兵们需要将填满羽毛和女性头发的球踢进两根竹竿之间的球门,球门宽度不超过30-40厘米。大约600年后,日本出现了“蹴鞠”(至今仍在实践),玩家围成一圈,目标是让球不落地。

  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曾有一种名为“Episkyros”的运动,是后来罗马时代的“harpastum”(拉丁语中意为“被强行夺走”)的前身:两队需要将球强行带到对方的得分线以外。在中世纪的法国,人们会将一个球形物体运送到邻近村庄的广场上。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早在1410年,一种被明确称为“calcio”(足球)的很流行的娱乐形式出现了。规则规定两队的球员数量能够准确的通过场地大小不一样,可为20人、30人或40人,标准阵容是27人。球可以用脚踢,也可以用手抓,但不允许抛掷。两队的目标是将球射入对方球门,由一个守备员负责守护,这位球员是唯一能够正常的使用手的,类似于今天的守门员。这种比赛是真正的对抗,往往持续一整天。

  因此,从足球的起源来看,早期的“原型足球”就一直围绕着控球、争取多进一球以及占据空间展开。

  随着战术的引入,空间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战术由苏格兰人率先采用,他们提出了基于一系列传球的2-2-6体系,这被认为是最早的集体组织形式。几十年来,足球领域一直在讨论比赛阵型,也就是球员在场上的分布(即空间占据)。比赛阵型其实就是球员在足球场上站位的完美数字化展示。我们谈论阵型时,通常是指球员在静态情况下所处的位置。然而,现代足球的演变慢慢的变多地集中于“比赛模式”的讨论,也就是在动态情况下实施阵型的方式,以及球员需要完成的相关任务和职责。

  使用数字来描述位置排列常常被用来简化对某些场景的编码,但如今这种方法的实用性正在下降。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球队在控球和防守时都使用不相同的结构,并且几乎总是根据球场区域调整球员的位置。因此,比赛的动态变化远远超出了传统数字系统的描述范围,更看重模块化战术的应用和调整。

  现代足球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21年欧洲杯冠军意大利队,他们由罗伯托·曼奇尼执教,而我与曼奇尼合作多年。这支球队的基础阵型为4-3-3,通过一些轮转,在进攻阶段演变为3-2-5阵型,占据了5条进攻走廊。在防守阶段,他们的结构则调整为4-5-1,两名边锋(因西涅和基耶萨)回撤参与防守。

  另一个例子是2021/22赛季哈维执教的巴塞罗那(例如与斯帕莱蒂执教的那不勒斯的欧联杯比赛)和西班牙U15国家队。这些球队的基础阵型同样为4-3-3,但在高位压迫阶段(位于球场最高的区域,施压对手的出球时),他们采用4-1-3-2菱形中场结构。具体来说,他们将左中场推进到前锋位置,与中锋形成搭档,同时让右中场压迫对手的组织核心,并让两名边锋回撤防守。

  这种阵型和策略的灵活性展示了现代足球中根据场上区域和比赛需求动态调整阵型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从阵型模式到比赛原则转变的趋势。

  在区域1和区域2(即低位防线和紧凑防守的情况下),许多球队采用“经典”的4-1-4-1或4-5-1阵型。

  正如所提到的,数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定义一些比赛情况,但现代足球正在不断转型,单纯用数字已不足以描述和解释它的复杂性。

  亚特兰大主教练詹皮耶罗·加斯佩里尼在本赛季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足球不断进化,从不静止。问题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演变和调整,这些变化会重新定义球队的特性。”

  正如加斯佩里尼所言,除了不同阶段的比赛结构外,许多现代球队通过适应过程,根据对手让出的空间动态调整战术。

  在同一场比赛的不同时刻,球队能够灵活地改变战术特点。防守端能找到应对更具位置性和静态足球的措施,这也导致了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球队在攻防两端追求球员之间的连续移动与位置互换。

  正如法国哲学家兼作家让-保罗·萨特所观察到的,“足球的复杂性来源于对手的存在”。

  因此,一种文化对立正在形成,体现在阵地足球和流动关联-互动型足球之间的理念差异。这种对立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足球哲学。如果要为这两种方式附加形容词,但不带负面含义的话,我会分别赋予以下描述:

  位置化打法,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可以与国际象棋相提并论:它的策略是利用球员来“封锁”对手并“在场地的别的部分打开空间”。教练就像在棋盘(球场)上移动棋子(不同功能的球员),目的是通过逐步推进侵入对方领地以获得空间优势,同时减少对手的机会。

  相反,动态关联打法可以与双陆棋相提并论,其目标是将所有棋子带回“家”,然后逐步移出棋盘,从而在棋子之间以及与推进概念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本文及接下来的章节旨在分析并解释这两种足球哲学,它们是如何诞生的,怎么样发展以及如何在实际比赛中实施的。

  除了足球之外,空间也是许多其他团队运动(如排球、美式足球和篮球)的基本元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空间概念的重要性,我倾向于从一个非足球的例子开始,讲述一个标志着迈克尔·乔丹职业生涯起点的关键时刻——乔丹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运动员之一。

  1982年,一位年轻的迈克尔·乔丹效力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在NCAA(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冠军决赛中,北卡与由帕特里克·尤因率领的乔治城大学交锋。比赛在新奥尔良的超级圆顶体育馆进行,有61,612名观众现场观赛(加上1700万电视观众)。在比赛还剩15秒时,北卡以62比61落后,乔丹在关键时刻命中了制胜的三分球,帮球队夺得了冠军。此后,乔丹在1984年NBA选秀中以第三顺位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很快成为联盟的明星球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推动了篮球和NBA在全球的普及。

  这一关键进球的动作始于乔丹决定与一位队友进行传球配合,然后他将球传至场地右侧,随后跑位到左侧寻找空档空间,摆脱防守压力,最终完成了制胜的三分投篮。

  我用篮球的例子来强调空间在一项5人对5人的运动中的重要性。在篮球场上,场地的尺寸为28米长、15米宽。然而,根据规则,比赛通常只在半场进行,也就是14米长、15米宽的区域,总面积为210平方米,10名球员平分这片场地,相当于每名球员约占21平方米(一个约5米×5米的正方形)。因此,篮球是一项“自由”空间非常有限的运动(空间小、球员密度高)。但正如刚才提到的比赛中的动作所展示的那样,找到空位球员(即占据自由空间)并创造出足够的时间完成投篮,是获胜的关键策略。如果这一概念适用于篮球,那么在空间更大的足球中同样适用。

  根据规则,国际足球场的尺寸一定要满足以下要求:长度(边线米之间,宽度(球门线米之间。我们大家可以将标准尺寸定为105米×68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场上22名球员在7140平方米的空间内活动,每名球员平均占有约325平方米(一个约18米×18米的正方形)。如果只考虑20名场上球员(不包括守门员),这个空间将增加到每人约357平方米。

  然而,如果我们计算球队的平均重心位置,我们会发现比赛其实就是在一个45米×50米的区域内进行,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如果只考虑场上的20名非门将球员,每名球员的可用空间将减少到112.5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约11米×11米的正方形。

  因此,足球运动员的可用空间其实就是篮球运动员的两倍。然而,不同之处在于,篮球运动员能够最终靠将球掌握在手中实现完全的控球,而在足球中,当球员将球控制在脚下时,才被认为是拥有了球权。

  因此,寻找空位的能力是任何运动中都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尤其是在像足球这样被定义为“开放技能”的运动中。这类运动的环境高度可变且充满不可预测性,行动的上下文在数秒内有几率发生改变,每一种情况都与之前的不同,正如篮球或冰球等运动中所体现的那样。

  此外,足球是一项情境化的运动,其中两个系统(即两支球队)相互竞争;它是一项“复杂性”运动,因为它由多个部分所组成,这些部分彼此交互并协同合作,而不确定性始终主导着比赛的进程。

  F.C.巴塞罗那的方法学总监,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比赛和训练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帕科·塞鲁洛(Paco Seirul-lo)用以下话语描述了足球:

  “我们的比赛并不是由一系列固定的战术动作组成,而是由一系列随机的相位空间演变而成的。”

  此外,帕科·塞鲁洛还提出了“相位空间”(Phase spaces)的概念,这一理念在拉玛西亚青训营主管的一次对话中,由马蒂·佩拉瑙的出版物推广开来。

  译者注:相位空间是一个物理和数学概念,用于描述系统状态的所有可能组合。在足球语境中,相位空间(Phase Space)被用作隐喻,强调比赛中球员站位和空间利用的动态性和整体性。

  在比赛的每一个瞬间,可以区分出球附近的空间,这一空间通常由相对较少的球员(包括队友和对手)占据,被称为比赛中心;以及比赛中心以外的区域,被称为阶段空间。球员对自身处于比赛中心(混乱)还是阶段空间(有序)的认知,促使他们依据共享的原则采取不同的行为。

  主动区域是指球所在的位置范围,包括所有位于球附近、能够实际参与互动的球员。这个区域是比赛活动的核心,涉及与球的直接交互。

  互助空间是指靠近主动区域但距离稍远的范围。尽管这些球员不能立即参与与球的互动,但由于距离较近,他们能够在几秒内潜在地做出干预或支援。

  远离空间是指比赛中与球有更间接联系的区域。处于该空间的球员虽然无法直接影响球的运行,但通过整体的战术配合,他们对比赛的进程和空间的占领具备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正如第六章中将探讨的内容,在设计训练练习时,教练一定要重视空间的概念,因为场上的空间和参与人数会产生各种局面,其中比赛核心区域的子原则往往占主导地位。

  “足球所有技术和战术原则的目标是识别并创造空间以延长进攻时间;反之,识别并封堵空间以缩短防守时间。”

  哈维·埃尔南德斯,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场球员之一,同时也是前巴塞罗那主教练,他强调了创造空间对于延长进攻时间的重要性,而阻止对手利用空间则有助于减少防守时间。不论观察任何时期、任何水平或类别的球队,都不难发现,每位教练都会根据其比赛原则,在控球时选择占据某些空间,而在无球时努力阻止对手利用某些空间。

  “我们(我和我的教练团队)喜欢根据队友的位置来占据空间,这使我们也可以以对手无法覆盖所有空间的方式来进行进攻。对手决定了你将攻击哪些空间,因为这取决于他们选择防守哪些区域,而球员一定要做出最佳决策。没有两个对手是完全一样的,即使他们的防守方式看起来相似,因为总会有不同的选择。”

  在足球比赛中,防守方通过选择防守某些空间并让出其他空间来决定防守阶段的模式。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概念,具体的例子非常必要。例如,面对一条高位防线,纵深空间将被让出,而防线之间的空间会被压缩。这种防守策略直接影响进攻方需要决策的空间类型和进攻手段。

  面对采用区域防守的球队(防守参考为球的位置),通常会在防线之间,尤其是进攻三区找到更多的空档。

  图 23 – 福登在曼城 2023/24 赛季比赛中处于两线之间的自由空间

  近年来,许多球队在防守中选择了人盯人战术,遵循“盯人防守”的原则。这种方式改变了可利用的空间布局,进攻球队往往一定要通过位置交换、轮转以及后插上跑动等方式来打破防线。这种变化对进攻球队提出了更高的战术要求,同时也强调了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环境中快速决策和执行能力的重要性。

  图 24 – 亚特兰大在 2022/23 赛季对阵国际米兰时的人盯人防守以及布罗佐维奇的后插上跑动

  在2022/23赛季带领那不勒斯夺得意甲冠军的卢西亚诺·斯帕莱蒂,在那不勒斯4-2战胜阿贾克斯的比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空间问题。这场胜利使那不勒斯成功晋级欧冠淘汰赛。他表示:

  “现代足球需要被解读。你必须更接近对手,1对1的情况更多,空间更为宽广。足球中不再存在固定的战术;空间不再是线与线之间,而是对手球员之间创造的。空间是由对手创造的,你需要能够解读、发现并利用它们。重点是在正确的时机识别这些空间,并有勇气从头开始组织进攻。”

  占据空间指的是球员在场上的站位以及他们可以通过位置选择创造进攻机会的能力。球员需要能快速移动并适应一直在变化的局势,创造开放空间,为其他队友提供利用机会。

  这种战术灵活性要求球员具备对比赛的深刻理解与解读能力,同时还需队友之间保持高度的沟通与协作。这种能力在现代足球中至关重要,是团队成功的重要基石。

  需要强调的是,占据开放空间与创造空间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要占据一个开放空间,必须首先通过移动释放出这个空间。

  蒂姆·莱斯·伯里教练(现任伯里足球俱乐部助理教练)写道,英超球员平均每完成七次移动才会接到一次球。

  能够根据特定模式移动的球员在创造空间方面特别的重要。创造空间的移动可以为自己创造,例如:

  一个自我创造空间的例子如下:福登先是通过纵深跑位攻击对方防线,然后迅速回撤,在两线间的空间接球,这一空间是他为自己创造的。

  此外,也能够最终靠移动为队友创造空间,比如牵制移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后卫卢库米的动作:他通过横向拉开防守吸引对手,为门将创造出一个通道,使其能够将球直塞给前锋齐尔克泽,而齐尔克泽则通过跑位接应这一传球。

  这种通过移动释放空间或利用空间的战术,在现代足球中极为关键,是球队组织进攻和解读对手防守的重要方式。

  在这一战术场景中,前锋齐尔克泽利用卢库米拉开防守制造的空间成功接球。接着,齐尔克泽通过快速决策,将球回传给已经摆脱防守的卢库米,后者作为“第三人”处于一个理想的位置做下一步的组织或推进。这种三人配合的战术体现了现代足球中“第三人”的重要性,以及球员之间通过空间创造、利用和再分配形成的高效传递与配合。

  球员之间清晰的意图传达至关重要。如果队友能够准确解读彼此的身体语言,他们就能够迅速判断如何做出相应的跑位。这种默契和互动能够提升整体的战术执行力,从而在比赛中更有效地利用和创造空间。

  苏格兰和英格兰在上世纪初发展了传球型打法。追溯到足球的早期,1872年,苏格兰与英格兰首次交锋时,两队的战术是尽可能多地将球员推向前场(采用1-1-8阵型),将球踢向前方,试图通过“争球”控制比赛,这与橄榄球非常相似。几年后,苏格兰从1-1-8阵型转变为更具防守性的2-2-6阵型,并尝试通过密集且保守的传球来控制球权。

  随后,足球规则的改变对比赛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1866年,越位规则从四名守备员改为三名,到1907年,越位仅在球员位于对方半场时才会被判罚。1924年,“被动越位”的概念被引入(“如果球员不干扰对方球员或比赛,则不算越位”),从而允许那些与比赛结果无关或距离球较远的球员不被判越位。然而,足球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规则变革发生在1926年,当时越位规则从三名守备员减少到两名。这一改变使制造越位陷阱的风险更高。

  当时,所有球队都采用2-3-5阵型,但在新规则下,这种阵型不足以有效防守。哈德斯菲尔德的教练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发明了WM阵型,也就是一种类似于3-2-2-3的阵型。查普曼在阿森纳担任主教练长达九年(1924年至1934年,他去世的那一年),期间赢得了两次英格兰联赛第一名和一次全国杯赛冠军。

  足球通过种种阵型不断演变,从维托里奥·波佐(Vittorio Pozzo)的MM体系(2-3-2-3),到他带领意大利赢得1934年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再到古斯塔夫·塞贝斯(Gustav Sebes)率领匈牙利队引入“伪九号”的打法;以及维森特·费奥拉(Vicente Feola)在1958年率领巴西队采用的4-2-4阵型。

  然而,两位曾在1940年至1960年间执教阿贾克斯的英国人是位置足球的先驱:维克·巴金厄姆(Vic Buckingham),他在1964年让17岁的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ijff)首次亮相;以及很重要的杰克·雷诺兹(Jack Reynolds),这位来自曼彻斯特的教练在瑞士执教一段时间后,移居荷兰,并在1915年至1947年间带领阿贾克斯赢得了八次国内冠军。这两位创新者为后来被称为“全能足球”(total football)的风格奠定了基础。雷诺兹彻底改变了阿贾克斯的足球哲学,遵循明确的原则:以宽度为基础的进攻,通过拉开边路球员位置创造传球通道。他的名言“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广为人知。他的荷兰继任者里努斯·米歇尔斯(Rinus Michels),曾是雷诺兹的球员,将这套足球哲学发展为全能足球的巅峰。全能足球传到加泰罗尼亚后,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特的足球风格,适应了当地的足球现实——即位置性打法。

  这一名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2年,前球员兼记者伊万·夏普(Ivan Sharpe)在提到匈牙利时写道:“外国球队在比赛风格上已经超越了我们。我们的技巧和苏格兰的传球打法已经传播到国外……英格兰球场紧张的氛围以及比赛中的起伏不定使得我们的足球变得混乱无序。但狂热不是足球,其他几个国家已发展出了一种更科学的比赛方式。位置足球是一种更为进步的风格,因为它能够积累更多的配合。”

  位置性打法的名称源于其对在预定义的组织架构内占据正确位置的重视:具体而言,这些位置取决于球的位置,不是球员去找球,而是球向球员所在的位置移动。

  每位球员的位置对比赛的推进至关重要,但位置本身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西班牙教练胡安马·曼努埃尔·利略(Juanma Manuel Lillo,曾与桑保利和瓜迪奥拉合作)提出了“juego de ubicación”(位置游戏)这一术语(出现在马尔蒂·佩拉瑙的书《变形记》中),它不仅涵盖了球员的位置,还包括他们的身体方向、姿势和面对的方向。

  位置性打法就像一份代代相传的食谱,每一代都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使其更加高效和与时俱进。如前所述,位置性打法的原始“食谱”发明被认为归功于里努斯·米歇尔斯(Rinus Michels),《法国足球》将他评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教练。米歇尔斯在1946年至1958年期间效力于阿贾克斯,为俱乐部出场超过250次,攻入122球,赢得两次荷甲冠军,同时还代表荷兰国家队出场5次。

  他的职业生涯因背部受伤于1958年早早结束,当时他年仅30岁。37岁时,他被任命为阿贾克斯的教练,从此改变了足球历史。他带领阿贾克斯在1966年至1970年间赢得了四次荷甲冠军(1969年冠军为未来的欧洲冠军费耶诺德),并三次夺得KNVB杯冠军。阿贾克斯于1969年首次闯入欧洲冠军杯决赛,但在马德里0-4负于米兰,皮耶罗·普拉蒂打入三球,索尔马尼进一球。两年后,米歇尔斯的阿贾克斯再次闯入决赛,这次在温布利2-0战胜费伦茨·普斯卡什执教的帕纳辛奈科斯,捧起冠军奖杯。

  赢得冠军后,米歇尔斯决定离开阿贾克斯,球队随后由前布加勒斯特星队教练斯特凡·科瓦奇(Stefan Kovacs)接手,后者延续了全能足球哲学,带领球队赢得了两次欧洲冠军杯(1972年和1973年)、一次洲际杯(1972年)以及首届欧洲超级杯(1972年)。

  1971年,米歇尔斯来到巴塞罗那,将他的足球风格带到了加泰罗尼亚,而跟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格的影响力得到了体现。

  在1974年德国世界杯前夕,荷兰足协于当年3月任命米歇尔斯为国家队主教练,当时球队已经获得了世界杯参赛资格。米歇尔斯率队闯入决赛,最终以1-2不敌西德,但他将“全攻全守足球”推向了巅峰。在失利后,米歇尔斯离开了国家队,但于1984年短暂回归一年,并在1986年至1988年期间再次担任主教练。在1988年,米歇尔斯凭借荷兰队赢得了德国欧洲杯,这是他唯一一次带领荷兰队夺冠。尽管那时的比赛风格已不再是纯粹的“全攻全守”,但他依靠了一支杰出的球队,核心是效力于米兰的荷兰三剑客(古利特、范巴斯滕和里杰卡尔德),并辅以罗纳德·科曼、沃特斯和范希普等优秀球员。

  米歇尔斯随后再次离开,但在1990年世界杯后重新执掌国家队,并带领球队参加了1992年瑞典欧洲杯。然而,荷兰队在半决赛中输给了丹麦,随后米歇尔斯宣布退役。

  通过2017年Antonio Gagliardi和Roberto Pizzato撰写的文章《Totaalvoetbal》中提供的精彩信息图,能够正常的看到阵地足球的主教练之间的传承与联系。米歇尔斯留下了一份遗产,这一体系及其原则后来被雷诺兹(Reynolds)等人发扬光大,变成全球顶级教练的战术参考。如果说克鲁伊夫是米歇尔斯的“儿子”,那么瓜迪奥拉就是他的“孙子”。

  这种传承始于荷兰、阿贾克斯和巴塞罗那的足球学校,并逐渐影响到了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阵地足球教练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脉络,这些教练中的后辈通常曾受训于伟大的教练或与其在团队中合作。这条脉络将雷诺兹与米歇尔斯、克鲁伊夫与瓜迪奥拉联系在一起,贯穿了萨基和范加尔,并延续到如今从瓜迪奥拉足球哲学中汲取灵感的新一代教练,例如路易斯·恩里克、哈维、阿尔特塔和德泽尔比等人。

  从2024/25赛季开始,拜仁慕尼黑和切尔西分别任命孔帕尼和马雷斯卡为球队主教练。这两人的选择进一步延续了阵地足球的传承,将过去与现代足球紧密相连。比利时人孔帕尼曾是瓜迪奥拉在曼城执教时期的球员,而意大利人马雷斯卡则是这位西班牙教练的技术小组成员。这些任命体现了阵地足球理念的持续影响力。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阵地足球是一种基于控球和比赛控制的踢法:如果想要采用这样的形式,就不能将主动权拱手让给对手。然而,这种足球哲学常常被误认为是“传控(Tiki-Taka)”,而后者因为与“无效控球”相关联而受到负面评价。

  正如瓜迪奥拉所指出的,控球本身并不是这种踢法的内在价值,其核心理念可以用西班牙语的“posicion(位置)”来概括,而不是“posesion(控球)”。

  胡安马·利略(Juanma Lillo)的一句话总结了两者的对立之处:“如果横传不能带来任何效果,就不要进行。” 因此,仅仅为了控球而传球,是与阵地足球完全背离的。

  阵地足球的目标是通过控球来创造优势。这种哲学的基本规则涉及对球的视角转变:是球向着一个位置移动,而不是球员朝着球移动。

  约翰·克鲁伊夫曾著名地说道:“如果你控球,你必须让场地尽可能大;如果你失去控球权,你必须让场地尽可能小。”

  因此,这种踢法要求球员不仅仅具备卓越的足球智商,还需要拥有出色的技术能力。

  胡安马·利略补充道:“阵地足球需要从防线开始对抗对手的高压,通过干净的初始传球推进,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

  1.人数优势(Numerical Superiority):在某个比赛阶段的特定点上,己方球员数量多于对手。

  2.位置/动态优势(Positional/Dynamic Superiority):当球员通过自身站位和姿态相对于对手获得更有利的位置时,便形成了位置优势。

  3.质量优势(Qualitative Superiority):基于球员的自身能力,在一对一或多人对抗中能够占据优势。例如,在速度、技术或身体对抗中明显优于对手。

  4.默契程度/配合优势(Socio-Affective Superiority):通过球员之间的默契和协作关系提升整体表现。例如,长期合作的队友之间形成的化学反应,如梅西与阿尔维斯,或经典防线组合如巴雷西和科斯塔库塔。

  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员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先后向大会作最高法工作报告与最高检工作报告。“老虎”孙志刚被“两高”工作报告同时点名。孙志刚,1954年5月生,河南荥阳人,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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